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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版权居然归春秋时的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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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09: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邢哲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志士林则徐的这句诗,经过了许多人物的引用,已成为国人的常识。其实这句诗里,林则徐引用了一个典故。典故的主人公,就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子产。
郑国虽然在郑庄公时代一度小霸,但由于幅员狭小,缺乏纵深和后劲,故在春秋中后期已沦落为三等小国。而与此同步的是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迅速兴起和扩张,他们将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同时将其作为争夺的对象,郑国成了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春秋时期的几次大战争,如晋楚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由于争夺郑国产生。郑国作为弱国,只能朝晋暮楚,仓皇反复且两头受气。同时,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是盘根错节,波诡云谲,内忧外患正如子产自己所说的“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作为弱国的宰相,子产从国家的生存出发,不得不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连年的战争耗空了郑国的财政。面对巨大的赤字,子产只能通过增加百姓的赋税,并且向老百姓征发军用品来填补。春秋无义战,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于此可见。沉重的负担让人民喘不过气来,老百姓敢怒敢言,编出歌来诅咒这个“铁血宰相”:“他的父亲必横死在路上,他自己成了蝎子尾巴,还在国内发号施令,国家将往何处去?”一个叫子宽的同僚把这歌谣转达给子产,子产便慷慨陈词:“这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有利于国家,那么生死都由他吧。我听说正道而行的人,不改变他的原则,所以能够成功。百姓不能放纵,法度不能更改。《诗经》说:‘在礼义上没有错,又何必怕别人说。’我不会改变。”(原文:“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为了自己的原则和国家的利益,子产只好“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了。
子产的这番陈词并没有获得同僚的理解和支持。子宽说:“子产这一支族人要先灭亡了吧?君子以不厚道制订法令,它的后果尚且是贪婪。如果以贪婪制定法令,后果将会怎么样……郑国必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临近大国而没有法度。政策不遵法度,而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百姓各有各的意志,又如何尊敬上位?”其实,记录这些故事的《左传》常常倒果为因。郑国的灭亡并不是由于子产的苛政(子产的施政理念是“宽猛相济”),相反,假如没有子产,郑国说不定灭亡得更早。为政以德,这固然是大道,但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也是必要的政治成熟。在子产为郑国立法铸刑书之际,晋国的叔向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反对立法,子产回信时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清醒和无奈:“侨(子产的名字公孙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也知道自己的政策并非千秋大计,只是治乱世用重典的紧急决断。这种担当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子产并不是一味风刀霜剑的酷吏,相反他十分尊重众意,十分善于听取意见,平衡关系。郑国一次发生了内乱,平息后,子孔制订盟书,制约百官。百官并不买账。子孔准备诛杀他们。子产阻止了他,并主张烧掉盟书。在劝阻中,子产有一句名言“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让子孔同意焚毁盟书。其实,大乱之后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安抚众意,而不是血腥清洗。郑国还有一次内乱,是流亡的前大夫伯有发动的,伯有最终被政敌子驷杀死,不偏不倚的子产祭奠了伯有,有人评价说:“这人对死者尚且有礼,何况生者。”伯有的政敌也不得不服。伯有死后的一段时间郑国闹鬼,子产认为这是因为人死为魄,伯有生前强势,所以他的魂魄也强大。于是封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闹鬼才平复下来。其实子产也知道没有鬼神(他的唯物主义名言“天道远,人道迩”,在有人预告灾祸时拒绝向神祈祷)。子产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平衡失败的一方。与其让伯有的儿子在仇恨中敌对,不如团结争取,化敌为友。
子产的另一个故事“不毁乡校”也被传为美谈美谈。郑国有人在乡校游玩,议论国政。有人认为应该把乡校毁掉。子产说:“为什么毁掉呢?人们劳动了一天到那里游玩议论。他们认为是好的,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痛恨的,我们就改变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呢?我只听说忠于职守实行善政,能减少怨恨,没有听说依靠权力能防止怨恨。靠权力当然可以制止议论?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把水稍稍放掉一点加以疏通,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话而作为药石。”(原文:“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孔子听到这些话,说:“别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唐代韩愈也写了篇《子产不毁乡校颂》赞美子产的开明:“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呜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上文说到,子产的施政理念是“宽猛相济”。子产临终时向继承者大叔叮嘱:“我死以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政使民众服从,其次没有比猛政更有效。比如烈火,民众望见就害怕它,所以很少被烧死的。水柔弱,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就很多被淹死了,所以宽政难实践啊。”大叔执政后,不忍心过分严厉,而一味施行宽政。郑国因此盗贼滋生。大叔于是后悔了,说:“我早听从子产夫子的,就不会到此地步。”于是发兵捕盗,将他们全部杀死。孔子对此高度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有人问孔子,子产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惠人。”就是能惠及众人的人。对于法家色彩浓厚的子产,孔子从现实的高度予以了肯定而不拘于成见。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智慧眼光。
子产其实是春秋时期变法家的先驱,研究春秋的大家童书业先生也认为子产“有早期法家之风。”但是子产比起纯粹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法家来说,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尊重人心向背,也有意识地尽力减小大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子产非常智慧地处理了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非常高致地处理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人们或许已经忘却了他的功业,但他的那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却超越了语境,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鸦片战争开启的近代开端,林则徐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壮句。这句话在历史中回响,也在新时代回响,给我们提供了不息的力量。
(作者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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