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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2017十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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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 11:06:1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费孝通《生育制度》
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是费老开辟的“中国社会学派”最重要的代表著作之一。该著作以“文化建构论”作为考察生育制度的起点。费老结合人类学田野调查指出,种族的生育和繁衍并非单靠本能实现,而是靠文化和制度的保障来实现(相反,个体趋乐避苦的天性却有“避孕”的本能。由于生殖是一种损己利人的消耗性活动,所以先民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堕胎方式比如食用螺蛳)。只有通过文化的作用形成生育义务的观念,以及在此之上的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为人群的生育繁衍提供较为稳固的保障,生育才能成为种族和个人的自觉。婚姻制度使得人类的性本能得到限制,走出了乱伦和滥交,形成了作为抚育单位的家庭。家庭的特质形成了各种各样较为稳定的抚育制度和继承制度。生育(包括抚育)这种看似本能的活动,其实是文化的结果。“文化建构论”虽然是西方现代人类学的范式,但是费老用来解释“文化中轴”(王沪宁语)的中国传统特别是伦理本位、宗法至上的乡土中国传统,还是恰到好处。

2.廖名春《孔子真精神》
廖名春先生《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并不是一部概论性著作,而是作者针对《论语》中最易引起误解的一些段落做出训诂学、文献学的辨析,从而给出(作者认为的)正确释义。比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实是“迪”(启迪之意),“知”乃“管制”之意(同“知府”);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实是“檃”(矫正之意);又如为后世所诟病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释义应是“像小人一样的女子难养”,等等。虽然结论不免现代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主题先行,释义也仅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可参郭齐勇先生《也谈<论语>“父子互隐”章 ----兼与廖名春先生商榷》)。但廖名春先生从乾嘉考据入手,广搜旁绍而不空谈义理,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借鉴。

3.苏力《法律与文学》
苏力先生《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从《赵氏孤儿》的复仇问题讨论法律作为“制度化复仇”,从讨论《梁祝》的年龄问题讨论婚姻制度的形成,从《窦娥冤》的证据问题讨论正义对技术的依赖,从戏曲舞台特质讨论国人正义观念的特点和局限,并尝试为《安提戈涅》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其关怀涵盖制度的发生形成、正义的实践理性、文化的形塑作用、中西伦理的比较等等。此书虽然借鉴了波斯纳同名著作的趣味和方法,但作者试图用本土视野和本土资源审视中国问题,走出形式主义法学路径依赖,借鉴判例法传统与中国故事的互相发明,重新理解中国的宪制基础,体现了作者寻找中国路径的雄心,其意义已超出实证法律和文学本体本身。苏力先生继承费孝通先生传统,以西学背景回归本土关怀。“中国学派”如今方兴未艾,但真正具有学术范式意义而非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学派”,苏力先生是卓然大者。

4.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仇鹿鸣先生《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对于魏晋史研究地位显赫的“儒法斗争”“士族寒族”等论断提出了新的补充和修正,指出司马氏 “高平陵之变”成功的原因乃在于借助了宗室与大族的矛盾,而司马氏的支持力量包含了大量曹魏集团的官僚,但司马氏与士族之间的矛盾又导致了“淮南三叛”。这一分析淡化了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文化身份的对立,显得两个集团间互相嵌入又互相排斥,从而潜在地否定了身份作为历史人物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而此书后半部分从司马师的功业及突然死亡出发,着重讨论了司马昭一系的司马炎继承大统后与本应承统司马师一系的司马攸之间的矛盾,以及司马炎扶植外戚与作为隐患的宗室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八王之乱的产生。本书打破了文化阶级分析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5.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从韦伯“政治体”的概念出发,接续罗新先生北魏研究“以官名定义族群”的思路,试图将这一原则扩充到整个华夏民族,以“政治体”的范围尝试重新定义华夏民族,以超越民族的传统的血缘、文化、想象的维度。从这一框架出发,胡鸿先生从中华帝国的扩张、经学对夷狄的知识建构、异族对华夏帝国符号秩序的借用、异族对华夏帝国官制的借鉴等角度,阐释了华夏帝国秩序向异族的扩张和同化,以及异族对华夏帝国秩序的主动接纳和自我同化。经由文化上的双向互动以及华夏帝国秩序的刚性结构,华夏与异族结合为同一帝国秩序下的政治共同体,华夏民族才真正形成。本书对什么是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如何形成做了一个全新的讲述,这种超越文化、血缘的“政治体”向度,摆脱了史学研究容易滋生的政治浪漫主义,不乏现世关怀和政治成熟。

6.吴飞《人伦的解体》
吴飞先生的《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既从人类学内部,又从哲学的高度反思了 “母权神话”、“乱伦禁忌”“弑父情结”三大现代人类学神话。从实学的角度解构人类学“三大神话”的同时,也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三大神话”内部的紧张在于古希腊形式/实质二分造成的自然与价值的断裂,从而质疑了现代性的人类学基础。本书具有宏阔的比较视野,在古今中西之间游刃有余。此书虽然谈论现代人类学问题,但伦理关怀和问题意识却基于儒家立场。以文质彬彬的儒家哲学超越形质论紧张的古希腊哲学,以人伦本位的儒家伦理超越基于自然状态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是此书背后以虚运实的思想主线。然而作者同时处理的是过分实证的人类学问题与及其超越的哲学问题,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游离和板滞。特别是在谈论形质论传统时,对于自然/价值的二分如何发生和展开这一点似乎讲得过于简略,从而使得读者对作者的思路和意图缺乏必要的直观。特别是连篇累牍地纠缠于人类学内部问题之时,作者的伦理意图却常常被掩盖。但此书总的来说还是颇具气象的老辣之作。

7.张祥龙《家与孝》
张祥龙先生《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在豆瓣评分极低,打低分的还有不少是我的好友。这大概是因为张祥龙先生对传统老而弥笃的姿态,以及德语式中文的晦涩文风。特别是 “孝”已经被各种《弟子规》班女德班搞臭,似乎谈论便有余孽之嫌。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此书的比较视野还是让人眼前一亮。张祥龙先生找到了中西哲学之间相互发明格义的一个非常好的点,那就是时间性。方东美先生以儒家为时间哲学,柯小刚先生以年龄问题解读《论语》,但从时间性的角度做中西文化比较,张祥龙此书可谓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张祥龙先生此书认为从“孝”的基础是基于时间性的记忆,而时间性正是儒家与现象学共享的特质。然而张祥龙先生并没有止于思辨,而是走出了哲学的学科藩篱,大量地运用了人类学资源,使得论述有了质实的支撑。

8.陈建洪《论施特劳斯》
陈建洪先生《论施特劳斯》是一部提纲挈领的列奥·施特劳斯思想传记和概论。书中对施特劳斯的生平和思想都做了清晰的梳理,并对关于施特劳斯的一些代表性的误解(包括来自西方的和来自中国的)都做了澄清和辨正。本书还对一些阅读施特劳斯原著不易捕捉的地方做了点睛之笔的论述,比如古今之争的关键在于认为人性之恶是道德之恶还是无辜之恶,人是否可以由理性和制度自我实现理想政治,又比如施特劳斯早期的犹太教关怀与后期的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此书指出犹太教作为特殊宗教与基督教作为普遍宗教,类似于哲人与民众的关系,犹太教的未获救赎与基督教的圣灵降临,类似于古典哲学认为的完美政治不可获得与现代哲学认为的完美政治可以获得。此书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概括为“否定哲学”,即站在哲学的立场审视现实政治的不完美,但不认为完美政治可以通过人的活动实现,对施特劳斯思想进行了正本清源的辩正和澄清。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基础和自然正当基础。此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母系社会的论述为起点,借鉴其“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划分,阐述了原始社会是如何随着生产力水平和财产制度的变化,从群婚制到对偶婚制走向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如何随私有财产和继承制度而产生,以及氏族社会是如何随着阶级的产生、分工的出现而走向消亡直至被国家替代。 该著作依然是典型的现代政治哲学的路数,以自然状态建构人类社会的自然正当基础,通过对自然状态的回应和安置来建构现代政治制度。然而正如吴飞先生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平等与文明的不平等是母权论者潜在的紧张。而只有建立一个平等而文明的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超越这种紧张,这是革命导师(和卢梭非常类似)的伟大逻辑。

10.阿兰·布鲁姆《爱的设计》
阿兰·布鲁姆是施特劳斯学派中始终对爱欲问题保持浓厚理论兴趣的学者。其文笔亦常带感情,斐然成章,是施特劳斯学派中极富个性的一员。《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是布鲁姆《爱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书中从卢梭的爱欲叙事入手,阐释了卢梭作为浪漫派的开辟者试图以爱欲为基础,克服现代社会的“经济人”关系,重新建构现代社会的交往方式,然而最终失败的伟大尝试。作为一个才气纵横的作家型学者,布鲁姆笔下也常有逸出纯理论兴趣的隽永文字,比如“布尔乔亚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了那种人们可以为之而死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了去死的意愿”、“婚姻是习俗中的头等大事,但成功的婚姻真的是‘自然战胜习俗’的典范,或者说是让习俗为自然所用的结果。”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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