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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的生存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的古今演变(论文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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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9 11: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诗词的生存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的古今演变
2015-08-31 宋湘绮 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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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历经9个多月、短信参与总量达1.29亿人次的“诗词中国”创作大赛,标志着“诗词”已由传统精英艺术变成大众喜爱的“雅生活”。当代诗词到底怎么样?我国著名词学家、澳门大学施议教授客观评价当代诗词说:“抒写旧内容、旧思想易工;抒写新内容、新思想难好。”原因何在?目前诗词作品不少是以精英心态写“今天”大众文化时代,存在价值错位,对于表现新内容、新思想感到无能为力,难以感人至深。这正是有待理论突破的地方。
一、当代诗词的生存语境变了
诗词的生存语境到底发生了什么“现代”变化?这个“新内容、新思想”主要是20世纪人类目光从认识自然转向对自身生存的关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后,人类生活的发生了重大转型,心灵遭受重创,催生了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各种艺术门类,诗词艺术没有擦出现代火花,沦陷在古代语境,日益边缘化的。
诗词作者们在世纪情绪面前,难以产生“新句式、新思维、新观念”,难以产生新意象。“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上,似不及其它诗歌样式”的正是诗词作者对生存论哲学的迟钝。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冲击来的太猛,令不少诗词作者应接不暇,干脆躲到农业文明的回忆里抒发友情、爱情、春愁、怨别、乡思、感怀。诸不知这一切在场景的变化中,人类对人性、对人生、对人的宿命的认识都更深刻了。
不少旧体诗人的创作观大多依然悬挂在古代语境,“抒写旧内容、旧思想”得心应手。现代人生活固然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些老话题,依然需要诗词表达友情、爱情、春愁、怨别、乡思、感怀等内容,但更深刻的是“人与自我”的矛盾。诗词对现代审美的无能,不是诗词艺术表现力的问题,而是诗词作者卡在中国传统“文学再现论”的局限处,在创造方法和文学价值观面前困惑、徘徊,缺乏“生命创意”。
这正是新诗崛起的根本原因,新诗的活跃给旧诗很多值得借鉴东西。
在新诗的参照下,当代诗词与人的“实践存在”,诗与人生的关联,凸显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贯强调群体意识,个体化理解尤其贫困,他人的理解、古人的理解、西方的理解往往被当作“自己”的理解。从旧文人到“当代诗人”的角色转换,是个蜕变。必须深刻认识诗词衰落一百年来的两次文化冲击,从中获得独立的诗词文学价值观。
一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二是大众文化的洗礼。
旧文人以社会精英的身份、救世主的姿态写诗词。今天的诗词作者,不再是统治阶级和大众的中介。他本身就是大众之一。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不少作者保持着精英身份自说自话。大众文化冲垮了古代的社会基础,“精英”的实际角色与其期待角色严重错位,根本无法像古代文人一样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不得不边缘化。放弃精英身份意味着:一是放弃“诗言群道”的传声筒角色;二是认识到大众文化不同于传统民间文化、俗文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与精英文化一样,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大众文化冲垮了传统价值系统,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当代诗词作者在确认自己大众身份,并承认大众文化是自己生存的现实土壤后,创立自己的、新的价值评价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认为“诗人是人类思想的器官”,王国维将词人比作“人类之喉舌”。这要求当代作者对大众文化“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反思,以敏感的思想做出价值判断。在传统的价值评价体系失效时,面临价值多元的挑战,迷惘与困顿随时出现,更需要精神监护,更需要诗词作者潜入生活,理解大众合理的需求,思考大众现实利益与形而上终极价值的关系,建立独立的文学价值观。用敏感的语言,写出理想生活的创意提案;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更充分、更有力、更诗意地表达出大众“想不到”的“美好”人生样态。
近百年来旧体诗坛个体创作成就突出的新文学家都是追求独立人格和民主意识、自由精神的实践者,不少现代文学的巨匠,在新诗和旧体诗两个领域都成果辉煌。也就是说,艺术形式背后的思想,比“诗形意识”更重要。格律作为形式要素之一,是形成中国民族诗歌的“力”,而独立人格、自由、民主的思想,才决定着“力”的方向和结果——生命创意。
诗词艺术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创作主体”置换,大众诗词爱好者替代了旧文人的精英群体。这个前所未有的创作群体,需要调准思想罗盘。
大众诗词爱好者提高创作水平,首先要反思“大众”与“拷贝”。大众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一个特定概念。“过去传统的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价值体系已打破,社会成员失去了统一的行为参照系”,大众生存的社会是一个“拷贝支配”的社会。随着环境的扩大和社会生活的间接化,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直接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拷贝。大众诗词爱好者随时随地处在大众传媒生产包围中,要避免他人的影响和间接导致的“失实”是很难的。
“规模巨大、分散性和异质性、流动性、无组织性、同质性,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操纵和影响”是“大众”的特点,去崇高后大众文化充满着个人感受的宣泄、呢喃,当代诗词、小说、美术、影视中,都存在碎片化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背后,就是破碎的价值观和凌乱的人生。真正有艺术价值的生命创意,不仅是个人感受,同时有理想的光辉,王国维“境界”说中所说的“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体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理想之维,理想之维来源于作者思想和人格。
大众诗词爱好者提高创作水平,第二要关注文学价值观和人格建设。当代诗词来自于专属于个人感性和理性交织的抉择,来自于专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感受。这样的生命活动所产生的意念、激动、感动,激活大众感受的普同性,这样的创作主体不是大众文化的追随者,而是美好生命的创意者——是时代剧本的导演。“个性”是艺术作品的灵魂,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创建过程。鲁迅说:“美术家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工,但尤其需要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他的创作表现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思想与人格的表现。”这个时代主导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多元并存,价值判断尤为重要。吴冠中先生在论及绘画以及一切艺术创造的奥秘时说:“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感情有真假,有素质高低的不同,有人有感情,但表达不出思想。我现在更重视思想,把技术看得更轻,技术好不算什么,传不下什么。思想领先,题材、内容、境界全新,笔墨等于零。”
不少当代诗词作者以“大众化生存模式”取代了“精英仕途模式”,“模式化”的本质没有变,“伪个性化”使创作主体看似有“独立人格”,其实无个性化“生存”。更谈不上个性化“生命创意”,这才是艺术形象的生命来源。诗词界反复讨论的拟古体诗词和老干体诗词,前者的根源是作者的生活方式“拟古”,后者的根源是作者坚守“士大夫”官本位角色,在“古代人”的旧模式里“实践存在”着,缺乏独一无二的生命创意是二者的共同症结。
独立思想和人格是当代诗词作者离开旧文人泥潭的精神杠杆,也是与大众文化保持距离的思想罗盘。
对大众诗词热,一是要护佑具有艺术性的诗词跨入当代文学创造的阵营;二是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诗词要合理导向,必须用新方法、新理论应对。大众诗词“活”好,诗词传承才有希望,大众文化才有品质。诗词作品的境界就是作者的审美人生境界,还是鲁迅先生的话说得好,‘新人、立人’最要紧。梁启超是倡导“诗界革命”的先锋,试图通过诗歌、小说文体改良,架起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的桥梁,达到“新民”“新人”的目的。这场革命至今在进行着。
二、诗词见证人的“实践存在”
当代诗词作者已深感到“传统写法”有传承之力,难有创新之举。创新的焦虑是近年全国各级、各类研讨会的焦点。我们不得不反思五四后诗词为什么衰落?除了工具论文学观的外因,传统诗词创作观、审美取向、批评理论,作为内因,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诗词的现实主义传统再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抒情、言志、闲适,压抑了作者的主观性;现代主义作品表达“心灵的真实”——质疑人生的终极意义。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两种文学观,而且是两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现代主义表达“心灵的真实”,勇敢打开了认识现代社会的命门,打开了现实主义不曾看见的现代艺术世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艺术远景,那里有“古人”不曾经历的“人生”,有无限生命创意,需要艺术来承担不可预见的人类命运。古代诗词没有抵达的地方,是当代诗人更关注的人性、终极意义、存在目的性层面,是形而上的思考。王国维拈出境界说、饶宗颐力创“形上词”,都在推进诗词艺术形而上的探索,不谈历史的具体性——抒情、言志、闲适,而是从生活的直观感受,上升到全局性的哲学探究,创造21世纪的“形上词”。
鹧鸪天(李子)
三十余年走过来,空茫剩得旧形骸。徘徊有涉安危界,坎坷无关上下台。
千万里,一双鞋,走山走水走长街。肩头着尽风和雨,偏是人寰走不开。
绮罗香(李子)
死死生生,生生死死,自古轮回如磨。你到人间,你要看些什么。苍穹下、肉体含盐;黄土里、魂灵加锁。数不清、城市村庄,那些粮食与饥饿。
跫音纷踏之路,只见苍茫远去,阵风吹过。聚会天堂,谈笑依然不妥。是谁在、跋涉长河;是谁在、投奔大火。太阳呵、操纵时钟,时钟操纵我。
少年游(李子)
流云长带远山痴,心事畏人知。黄梅雨下,白茅风里,衣袂少年时。
只今杯酒长安老,赢得是谈资。花讯倾城,歌楼傍月,灯火夜驰驰。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悬置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诗词艺术对“死”的沉思与吟唱。然而,死是每个人生存的前景和参照。只有正视死亡,才会给生带来真正的力量和觉悟。十九世纪以来,尼采宣布人类理性正史的终结、海德格尔描述人类进入了“世界之夜”。人的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被质疑,诗人对自己的命运开始形而上的追问:“你到人间,你要看些什么?”
虽然不计俗功利——“坎坷无关上下台”,却是生死之抉择——“徘徊有涉安危界”。唯有真正的诗人才超越“城市与村庄,粮食与饥饿”的生存问题,去思索死、思索活——“偏是人寰走不开”,思索意义与价值,无法解脱终极虚无和荒诞感。
李子在“ 死死生生,生生死死”的自古轮回中,将“黄梅雨下,白茅风里的衣袂少年”塑造成中国式“西西弗斯”:“三十余年走过来,空茫剩得旧形骸”,奔波在长街、徘徊在欲界。“花讯倾城,歌楼傍月”,灯红酒绿,数不清、城市村庄;数不清,肩头风雨;数不清,多少谈笑,人间不妥,天堂依然不妥。在李子看来,生是需要充足理由的,“是谁在、跋涉长河;是谁在、投奔大火”?谋食谋道不是理由,欲海沉浮不是理由,“你到人间,你要看些什么?”——“存在,还是不存在?”李子词这样在一系列生存片段中,拷问活着的意义;“少年”一次次推动人生巨石,松手就被黄土吞噬。“黄土里、魂灵加锁”,锁不住生命轮回。“太阳呵、操纵时钟,时钟操纵我”,再次推动命运之石----“黄梅雨下,白茅风里,衣袂少年”,心事依然畏人知;千万里路,依然一双鞋,再次踏上“走山走水走长街”的轮回。
李子提出诗词“虚构”创作理念,并成功“虚构”了“黄梅雨下,白茅风里,衣袂少年”的艺术形象,成为诗词现代转型的先锋。
李子诗词作品里,充满了负面感受的夸张和变形,与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虚构——正面经验的夸张、变形,大相径庭,是典型的现代艺术创造。李子笔下充满“先行到死、向死而生”的忧郁,“流云长带远山痴,心事畏人知”,死亡是存在不可回避的形而上问题,死亡是人最后的可能性。沉思死,李子个体“存在”的危机意识已觉醒,直面危机才能摆脱传统文化中的欺和瞒,承担生存的焦虑和空虚,以清醒的自觉意识和悲壮情怀,寻找个体和人类生存的勇气和毅力。李子以超乎常人的敏感,痴迷于对黑暗、远山、流云的终极追问,以自己对存在形而上的感知,体恤众生。这是一切哲学、宗教、艺术的巅峰,曾经难住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对“存在”问题的哲学困惑,使李子词陷入阐释的循环,答案也只有在“实践存在”中寻找。李子的“形上词”与饶宗颐“形上词”的差别,在于二者人生哲学和文学价值观的差别。后者有强烈彼岸意识,前者是在“上帝死了”之后,此岸对生命的宿命感、悲剧感、荒诞感的体验,是典型的“现代文学”。对这些“正在进行”诗词创作,及时给以文学批评和理论护航,诗词艺术才能健康发展。
上述几首李子作品从马大勇《种子推翻泥土,溪流洗亮星辰---网络诗词平议》(《文学评论》2013年4期)中撷取。在诗词刊物和选本中也存在同样情况。
比如,《当代词综》、《20世纪中华词选》,两位主编施议对、刘梦芙先生都提到“形上词”,绝非偶然,包含他们对诗词发展的某种共识。《当代词综》选编饶宗颐“形上词”二十一首,仅次于被誉为十大词人的夏承焘、龙榆生、詹安泰,可见编者推崇。艺术创新往往首先是个体的突围。传统诗词的“留白”,为作者和读者的“想象”提供了“价值”疆域,荒诞、变形、意识流,这些现代主义艺术思维方式,改变创作观,填词正在演变为文学创作。李子在访谈中说道自己的文本可以无限解读,是典型的现代艺术思想。李子词大张旗鼓虚构、驾轻就熟运用现代主义手法,甚至后现代的解构、狂欢;
诗词创新者笔下既有传统词,也有“现代词”。这种转型期现象,在移山诗客、孟依依、结网人、江南秀士、伯昏子、城南、如月之秋、发初覆眉等的作品也存在。他们的作品意蕴都有强烈的现代意味,充满了意义与失落、虚无与生存、自我与世界、理性与绝境的质疑,意识到彼岸沦陷、生命意义的有限性是残忍的,真实的。这种拒绝升华、无家可归的现代情绪,这样的生存状态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词很难出现的,恰恰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写照,诗词文学已默默参与时代、参与价值重建的精神体验。这些作品被收录在《20世纪中华词选》末尾,或许意味着21世纪诗词的现代开端。
比如发初覆眉:既有写实传统的寿词,又有价值幻灭后,反应现代“心灵”无家可归荒诞感的“我”。“自寿”也不复有传统意义上的恭贺,而是消沉、落寞、迷惘,消解荒诞的戏说,充满了对生命终极目的、终极意义的怀疑。
金缕曲·夜坐,兼自寿(发初覆眉)
二十年孤独。夜阑珊、有风初定,有风过烛。一穗灯红看对冷,坐忘白青世目。剩满眼、须臾感触。我自人间沉醉久,觉来时黄黍堪堪熟。天霎雨,鬼潜哭。
笔花开尽心花秃。是前生、镜花身世,此生难赎。岁晏无由何所去,说道莲花同族。谁执寄、骊珠千斛。多谢诸君诸好愿,与多情多子多孙福。莫我顾,莫相祝。
这些网络诗词和诗词选本中的作品都有下列特征:意识流、蒙太奇、变形,西方艺术表达方式,游刃于格律平仄之间,“中西协同”实现了现代主义的表达,无声瓦解了诗词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浪漫主义传统。马大勇对当代诗词“守正开新的艺术追索”的认定是准确的,当代诗词已走向现代主义艺术表达。
虽然传统诗词的浪漫主义,也用到变形的艺术表达方式,但屈原、苏轼、李白的“变形”想象,是肯定的、有逻辑联系的;当代诗词中的现代主义“变形”,表达的是荒诞、模糊、负面、矛盾、否定的经验,后者是丧失“彼岸”后,现代人的典型感受。当代诗词在“心灵的真实”思辨和表达上,消化西方现代主义表达方式,已突破了传统诗词的艺术空间。
三、当代诗词文学价值观的反思
诗词创作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文学价值的转折,是作者人生哲学的转折,对生命的重新理解,对意义、价值的重新权衡;创作焦点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转变,是文学价值观的转折。诗词作者的文学价值观直接关系到当代诗词的文学价值。“所谓文学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文学价值的认识看法,以及在文学活动中所体现的价值观点或观念。具体而言,就是文学活动主体在认识文学的特性规律的基础上,对于文学起什么样的作用,在哪些方面起作用,以及如何认识和评判文学的意义价值的观念系统。”
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艺术作品不仅表现为文本的创作,同时也是作者对自身的“创作”。“诗史”“词亦有史”,包含着个人心灵史,代言着民众的精神生活,见证着人性的发展足迹。作品和人生是“互文”的,包含着作者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人的“实践存在”是诗词创新的本原。
艺术作品的生命是作者生命浇筑的,无论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还是当代作家的“呕心沥血”,都可以感到作品与作者心血、人格、精神的关系。苏珊朗格的“艺术生命形式论”指出了艺术与生命同质同构的关系。李子、发出初覆眉,如月之秋、象皮、伯昏子、霍里子、添雪斋、天台、贩烟翁、白天、嘘堂、孟依依、我哭我笑笑复哭、独孤食肉兽等人的作品已产生了与传统诗词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学气质。当代人的生命创意激活古老的艺术形式,已体现在诗词创作实践中。
这些创新个案对提升大众诗词爱好者的创作自信有一定的启示,传统词的艺术形式完全可以表达现代人的生命创意,我们可以在唐诗宋词的辉煌中,重拾创作自信。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前所未有”的生命创意和将这个创意“符号化”的能力。饶宗颐的“形上词”与西方的“形上诗”有血缘,李子提出把词当小说、诗剧来“虚构”,已对接了西方“诗是一种制作、创造”的诗歌观念,开拓了诗词行吟传统的疆域。发出初覆眉,如月之秋等一系列网络诗词作者都已熟练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这一切有待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阐释,并由此分析诗词艺术走向,发挥理论对诗词创作实践的导航作用。
四、从个人感受,到价值真理
起源于行吟的传统诗词一般写个人感受。仅仅写个人感受,还是追求价值真理?这是古代诗词和当代诗词的分水岭。直面人性处境,拉开诗的理想之维,从个人感受,上升到价值层面,关怀每一个‘生命存在’,才能提升当代诗词的文学艺术性。辨析中西对“诗”和“诗与感受、体验”的不同观念,对认识中国诗歌艺术走向,很有裨益,对诗词体现代转型意义深远。第一,“诗言何志、词缘何情”的追问,都关乎境界,而境界的理想维度与西方诗歌功能都指向价值真理。比如,狄尔泰认为,诗扩大了对人的解放效果,以及人的生存、体验的视界,满足了人的内在渴求。这种内在渴求、欲望的确是个人感受,但怎样认识自身“渴求、欲望”?写成“什么”诗?却与人生境界和价值观有关。人生的每次局限和超越,都伴随着人与社会、自然、自我关系的改变,构成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生境界。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混沌自然境界、只为私利的功利境界、只服务于社会的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不仅超越个人感受,而且超越社会,具有宽广开阔的胸襟、怀抱,是自由超越一切的至高人生境界。人对自己人生的自觉程度越高,境界越高,其“诗所言之志,其词所缘之情”越有境界、诗性,其价值建树越有见地;第二,宇文所安发现中国诗歌写实传统与西方诗歌“制造说、创造说”的不同,揭示出诗词起源与现代意义上“诗”的差别。诗、词、曲的起源、词体诗化、曲的艺境到当代文学审美境界追求,恰好是“个人感受”到价值真理、感性到理性、主情到主知、写实到创造的过程。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从审美境界的生成性和人生在世的关系上看,“审美境界是对人生境界的诗意提升、发展和凝聚,是一种诗化了最高人生境界。”这个提升、发展和凝聚就是从“个人感受”到价值真理的求索过程。
好的作品不仅是个人感受,还是价值真理的符号表达。艺术符号表达超出了作者的体验,也超出了欣赏者的体验,代表着一般本质的、无限延续的、整体的经验。即,王国维所谓“合乎自然”,又“邻于理想”的境界,具有文学不可或缺的现实根底和理想维度。
这种价值真理是照亮现实人生的艺术航灯,是艺术家率先摆脱现实困顿、价值迷惘,抵达理想境界的价值探索。审美境界属于诗化的人生境界,作者创作肯定包含着一定的人生经历、意味和情调、关乎特定的人生阶段和心态,包含当时的“个人感受”,但诗词创作,作为审美活动,是诗化的人生,是境界化的实践存在方式。诗词创作是文学价值观对“个人感受”的判断,不同阶段的人生境界有不同的文学价值观,以此筛选“那些能向他揭示生活特征”的“个人感受”进行真理探索,并通过语言、意象最终将其形象化,成为王国维境界说里所言的“人类喉舌”,才能写出好诗词。
《减字木兰花•我》(发初覆眉)
我生如魇,我合无光珠蚌敛。我死之年,我是池中素色莲。
我曾离去,我入倾城冰冷雨。我欲归来,我与优昙缓缓开。
文本与“春江花月夜”一样,写的是“生、死、离、归”的宿命,“珠蚌”、“莲”、 “优昙”一连串美的毁灭,将“我”,抛洒在“如魇”、“无光”、“素色”、“冰冷雨”中。文本不是“春江花月夜”里“我与她”的悲欢离合,而是“人与自我”的哲思。凌乱的意象,表达的是当代女性的身体困局。“我曾离去”道出了“人与自我”矛盾、人格的痛苦裂变,没有裂变,就没有精神觉醒;没有理性“冰雨”的洗礼,就没有“我合无光”,向死而生的觉悟,就没有形而上探索、没有境界的奠基。杨炼、海子的新诗、但丁、歌德、残雪、莫言的作品多次出现这样灵魂里的刀光剑影,赫尔博斯笔下“曲径分叉的花园”、“沙之书”,卡夫卡的《审判》,卡尔维诺的《空间里的标记》都是“我曾离去”后,创造的人类灵魂图景;“我入倾城冰冷雨”是精神流浪的恓惶,悲怆,壮美;飞向灵界,沉溺肉欲的“无光”、精神飞翔的艰难发生在艺术家深邃的心灵里,启动了永恒的“欲望和理性”的人性自审机制。“我欲归来”,终于结束“人与自我”的战争。优昙是一种遮阳避雨的植物,是一种感“祥瑞灵异”、悟道才开的“空起花”。“我与优昙缓缓开”,袅袅升起承担一切苦难,在“人性”的自审中,无所畏惧的如来境界。优昙两个罕见的汉字搭配,有无限寓意,与曾经沧海的“我”一起,缓缓绽放。“生、死、离、归”绽露了一个女人的身体寓言,令人想起当代女作家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减字木兰花•我》,如此简洁,写出了身体意识的觉醒、沉沦、彷徨和神性的高贵、优雅。
我们亲历诗词艺术古今演变的这一历史瞬间,当代诗词的创作和评论是作者实践存在的方式。李子、发初覆眉、象皮以他们的诗词作品表达着他们的人生哲学、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阅读这些诗词,也影响读者的实践存在方式。意识到这一历史瞬间,对大众文化、对诗词艺术走向影响深远。由太平文化发展研究基金会发起,中华诗词研究院学术部联络,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文学评论》编辑部担纲,召集全国深入研究当代诗词的学者聚首广西桂平,探讨当代诗词艺术走向和研究战略。《人民日报》7月28日以《拉开诗的理想之维》对此次论坛予以报道。《文学评论》杂志于2014年11月15日刊发了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的综述。会上笔者提出有八大问题值得学界重视:当代诗词创作与研究述评、当代诗词研究方法论、当代诗词审美导论、当代诗词审美活动论、当代诗词审美经验论、当代诗词审美教育论、当代诗词创造论、当代诗词接受论。这种创造论诗词文学价值观,将激活传统诗词的现代意识,回归诗的“实践存在”本位,参与社会转型的伟大创造。归根到底,写诗、读诗、研究诗,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为了创造出有境界的人生,为了“诗意栖居”在大地上。
(本文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因技术问题暂时省略,甚憾!)
——“首届当代诗词创作批评与理论研究青年论坛”的发言
陈友康
    我先谈一下参加这次会的感受。这次会议确实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它可能名副其实会写在我们当代诗词的发展史和研究史上。
我做现当代诗词研究比较早。倒回去十来年,作为学院派的老师确实很难设想有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多个学科的专家们能够坐在一起郑重其事地研讨现当代诗词,甚至还不乏争论。从这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它对今后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施议对先生老早之前就开始做饶宗颐先生词的形上学研究,发掘它的哲学意蕴。那个时候做当代诗词研究的人屈指可数,到了现在已经渐入佳境,甚至可以说呈现欣欣荣景。同样,倒回去十年,你要叫现当代文学或古典文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来选当代诗词的学位论文选题,首先就要被导师砍掉。这个进步非常可喜。因此要特别感谢莫真宝博士、宋湘绮博士大力筹划、推动这次会议,也要感谢桂平市对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想起过去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句话,“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我们可能确实在创造历史,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第二个感受是许多著名学者的支持,增强了我们做好现代诗词研究的信心。马大勇先生在他的综述里,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早期的一些旧体诗词研究论著。但是在我自己做《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时候,学院派的声音确实非常薄弱。有感于此,我在2001年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也许当时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了,因为它确实是现当代文学里面的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看旧体诗词?它的身份、地位、价值、前途,都需要研究。在很多新文学研究者看来它是死定了,是僵尸,你还留着它做什么?遑论研究?但客观上它是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在我报项目之前,中山大学黄修己先生、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刘纳先生等一批顶尖的现代文学专家也在呼吁重视现当代诗词研究,所以我报了。第一年没有获准。黄修己先生当时是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他通过人转告我说学科组认可这个选题,只是因为立项数有限,所以没有立项,你接着报。感谢黄先生给了这么一句鼓励,后来我才接着报,并获准立项,这是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最早的现代诗词研究项目之一,不然照我们一般的想法,头年过不了第二年肯定也不过,也就不会再报了。另外今天有陆建德先生、施议对先生、胡大雷先生、黄仁生先生这些著名学者出席会议,是对我们这个研究领域进行的加持,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个工作做好。
我这个项目的意图是要对20世纪诗词有一个整体描述,然后有一个大体评价。这个评价就体现在我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那篇论文里头了,就是《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这篇文章可能在座的好多同志都接触过,了解它的大致内容。我主要说说我考虑的比较新的几个点,一个是引入了合法性和现代性概念来认识现代诗词。我说的“现代诗词”跟古代相对,它包括当代。现当代说起来比较费事,所以我用现代诗词,就是新文学背景下的古典诗词的意思。所谓合法性是要解决它的身份问题,它有没有存在的根据?有没有存在的空间?刚才仲凡博士说:“因为毛泽东诗词的发表,它的合法性不证自明。”这句话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推敲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包括其他老革命家,还有郭沫若、茅盾这些当时的文化领袖,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有自由发表空间。绝大多数作者、一般的学者,包括陈寅恪先生、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学者不可能发表他们的旧体诗词,这个就是合法性问题。
    第二就是现代性。大家觉得旧诗不行,你腐朽,你僵化,你老套,你没有创新。我做那篇论文之前还有人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写旧体诗的人是精神手淫”,说得非常苛刻。反正就是僵化的概念,老套的意象,陈腐的字词。以这些东西来评价现代诗词,否定它理所应当。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如此?所以我引入现代性概念,要找到它和现代社会兼容、助推现代化的地方。我发现,好多研究这个话题的学者们用“现代性”概念,是受到我这篇文章的启发,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可能有点偏差。我理解的现代性是国际上通行的那个现代性。简单说,是价值观层面的,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理性、科学、法治这些东西。还有杜维明先生把现代性归纳为三个东西: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我主要是从价值观层面来定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关键词。这些问题现代诗词有没有写?写到什么程度?如果有,那就表明它是有现代性的,跟我们现代社会是兼容的,对现代社会发展就是有助推作用的。因为现代文学学者在定义新文学的时候特别侧重于它的形式,于是把旧体诗词排除在外。我在文章里头也说了,形式可以作为考量的根据,但是不能作为判断它有没有现代性的根本标准。现代性主要是价值观。所以我说过去的新文学史存在逻辑漏洞,一种是革命史观,把新文学定义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旧体诗里有没有反帝反封建?反日本侵略多了去,反封建专制的多了去。从内容上讲它跟你那个不矛盾啊?后来现代文学观转型了,转型成“冲击—回应”模式,西方的冲击导致中国的回应,中国被拉入现代化进程。这在新文学里头有反映,旧诗里有没有反映?民主自由是不是对冲击的回应?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现代性。形式呢刚才好多先生们都说过了,语言上、意象上、结构上,不管怎么理解现代性,都有追求空间,但不能以形式是不是自由解放来决定诗是不是有现代性。我看了仲凡提供的文章里说要跳出现代性框框,因为现代性在现代诗词研究这一块根本没有形成框框,也不存在跳出的问题。当然,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加深双方思维的周密,对我自己也是有教育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现代诗词,要挖掘它的现代性。所以陈寅恪先生的诗大家的评价蛮高,可能也有否定的意见,但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诗里头确实体现得比较充分。还有聂绀弩的诗,包括李锐、启功先生他们的诗。过去的诗词,我们要去挖掘、彰显它;未来的,我们要去引导它,引导才不至于出现陈词滥调,甚至很肉麻的歌功颂德,这是大家对旧诗特别反感的。这是引入现代性概念要达到的目的。
    然后是引入了一个精神资源的概念。我把文学定义为精神资源。新诗是精神资源,旧诗也是精神资源,它们都能滋养我们的心灵,提高我们的审美境界和生存境界,促进我们的社会进步,所谓精神资源是从这个角度上讲的。有那么多诗人写的那么多作品,如果我们不注意它,这一部分资源就被浪费、遮蔽。所以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参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参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然后就是利用当前比较时兴的,也是确实很重要的文化多元主义观点来评价新旧诗两者的关系。按照文化多元主义观点,新旧诗各有各的价值。而且在全球化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背景下,我们怎么体现中国文化自觉?诗体上的自觉同样是抗拒文化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独占、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必要努力。这是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地方。
    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现代诗歌,新诗是主流,是正统,不可动摇。同时,新旧诗二水分流、双线并行也是特别明显的。新诗一派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包括代表诗人、代表作品。旧诗同样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只是旧诗我们注意不多,重视不够,总之就是被遮蔽、被弃置的状态。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打破新旧诗二元对立的态势,让两种诗体分镳竞骋,大家各走各的道。这样一种新的局面对中国诗歌发展还有重要贡献,因为新旧诗的关系总是在困扰我们,经过一百多年的检验,新诗旧诗一样有生命力,我们不必再困惑是新诗好还是旧诗好,你喜欢什么写什么,这就叫做分镳竞骋。刚才陆建德先生说“对传统和解”,在新旧诗里头也要和解,这是一个比较平允的看法。
    我归纳了现代旧体诗词的特点,就是民间性、潜在性、自娱性。从这些特性出发又可以发现很多新的问题。这个是我的基本思路,因为时间的缘故就不展开说了。补充一点,最近我看到华东师大胡晓明教授(他没有来,但是提交了论文)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略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就讲文体解放。他的意思是说,五四新文学是一个文体解放(胡适先生就是这么说的),新文学的文体权威性确立起来了。结果发现到了21世纪,那种所谓的“纯文学”的地位大大降低,实用文体强劲上升。所以他提出了文体的再解放问题,就是要跳出西方的文学观,西方的四分法,即小说、戏剧、诗歌、散文这四种以所谓情感性、形象性、虚构性为特征的文学体裁,涵盖不了当下文学发展态势,可能要回到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体观,就是大文学、杂文学。这是“文体的再解放”。他说:“‘文体的再解放’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文学重新回落历史真相,中国文学的主流得以复苏。长远而观,其意义不亚于五四文学革命时代的文体解放。”我想我们做诗词研究的,在诗体上可能也有重新解放的问题,要从独尊新诗中解放出来,不能认为新诗是绝对正统,新诗才是诗,旧诗不行,倒过来也一样。再解放就是大家互相包容,共同发展。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对大家可能有启发。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写作,只关注职业作家,就是作家协会那些人。传统文学没有所谓的职业作家,外国也没有,都是分布在各个行业里,他又写出了这么好的诗。所以我的观察对象不限于作家协会那班人,我观察的对象有政治家,如共产党的领袖们,还有国民党的、民主党派的,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里的的苏步青先生、顾毓琇先生写得又多又好。艺术家里的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等先生,多得很。还有官员里的一批人。我突破职业作家角度来描述、覆盖这些。也是从所谓诗是精神资源出发,你把视角打开,一个无比广阔的诗词世界展现在面前。就盯着作家协会那几个人,还是会遮蔽,损失的资源太多。
    下面还有个议题是关于经典化。昨天我跟真宝说,大家都要发言,时间不多,我不必发两次,所以经典化问题只简单讲几句。现代诗词的入史问题、价值问题、地位问题经过大家长期讨论,共识逐渐形成。昨天湘绮博士说,她们统计过,已经有17种现当代文学史把旧诗写进去,这就是一个进步,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我觉得下面现代诗词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经典化问题,我的基本观点已经体现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关于现代诗词的经典化问题》中,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主要说一点,关于经典问题,当代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是,经典不只是文本自身的内容、品质能够决定的,还有一个建构过程,建构手段多种多样,文学研究就是重要的手段。旧体诗词因为长期被忽视,被边缘化,经典化过程基本没有启动,经典性自然不高。现代诗词中,毛泽东诗词实现了高度经典化,但很特殊,我在文章里已经做了讨论。所以现代诗词研究界今后要做的,经典化肯定是一个致力的方向。
    主持人: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看起来,现当代文学界这么多人要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步一步往后撤退,撤退到21世纪是一个必然现象。刚刚陈友康教授提的合法性、现代性、民间性、潜在性这几个方面的主张,最后经典化,很有价值。经典化的过程还要大家一起创造,要经得起时间考验才行。唐诗经过几代才完成经典化。20世纪的诗词要经典化可能还要时间,不会那么快。必需有一些选本出现才会慢慢地引起注意。20世纪写的诗词有没有进入教材呢?这是经典化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前几年中华诗词学会做“诗词进校园”,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在搞吟唱。要经典化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做到这一步,那旧体诗词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艾青临死的时候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大家不要争论,新旧的争论现在不怎么样了,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现代城市语境下的诗词创作新变
   要:实验体诗词在现代城市语境下迸发了新的创作取向,并通过现代城市新意象的使用以更好地抒发现代人独特、复杂的情感,形成了灯火场景”“车站场景”“异域风情等新的创作题材。现代城市语境下新旧诗创作取向存在共通之处,新旧诗的双向文本对接也在几大流派的交替互动下得到了可喜实践。

  关键词:城市诗词;实验体;现代语境;新旧诗对接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35-0005-03
  一、城市新意象的引进和使用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典型产物,也是现代人的主要生活场所。当代诗坛的一位评诗家留取残荷曾编选过《城市诗词三百首》,他在《编后志》中写道:城市是万相众生之镜,一切忧愁、不安、隔膜、疏离、愤怒无不映照其中。当下面貌各异的多元化作品正见出在这个特殊时代(城镇化进